世界最大的元青花出土于京口闸遗址
世界最大的元青花出土于京口闸遗址
图1
图2
元代青花瓷一直是陶瓷考古和古陶瓷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2012-2013年的镇江旧城改造考古项目——中华路京口闸遗址中，市考古队发现了两件造型硕大独特、制作精美的元青花鼎式香炉——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图1）和青花云龙纹鼎式香炉（图2）。这次考古发现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元青花鼎式香炉是迄今为止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其次，相较已发表的元青花资料来看，其中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的尺寸在目前发现的元青花中最大，显得尤为珍贵。
考古人员通过对香炉的出土地点、工艺特征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对其生产年代、性质等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判断：香炉是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生产，且属于浮梁瓷局的产品；香炉出土地点元代应为一座庙宇，很可能即为天妃庙。
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和青花云龙纹鼎式香炉出土时为残片，后经专业考古修复而成。其中，元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器形完整度约为60%，元青花云龙纹鼎式香炉器形完整度约为40%。在这一元代地层中还出土了大量具有明显元代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景德镇卵白釉模印菊花纹碗和把杯，青白釉假圈足碗、双耳扁瓶，龙泉窑青釉八卦纹香炉等文物的残片。
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和青花云龙纹鼎式香炉主体均采用印坯成型工艺，器身内部有明显的印坯胎接后慢轮修坯的痕迹，呈现有规则的旋纹。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通高65.5厘米、口径34.5厘米、底径18厘米；器物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釉，呈鸭蛋青色,青花发色淡雅，青花重笔处有很明显的铁锈斑痕。青花云龙纹鼎式香炉，通高53厘米、口径27.6厘米、底径13厘米；器形上看，与青花海水龙纹兽足鼎式香炉类似，都为盘口、宽沿、直颈、鼓腹，只是尺寸略为缩小。
元代青花瓷的大型器物多见于罐、盘、瓶等形制，大尺寸的青花瓷香炉很少见。像京口闸遗址出土的两件元青花这样尺寸的陶瓷香炉，其烧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古代工匠采用分体式烧制方式，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是通过单设兽型足，海水龙纹鼎式香炉三足兽眉以下可与炉体分离，又与炉体自然相连为一体；二是香炉两青白釉曲形耳单独烧制，通过炉颈本身上的两长方形孔，自然插入，并没有直接与炉体黏结，一次烧成。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还同时出土一对铺首，虽然没有范例，但从条形耳上的四个圆孔和铺首里侧圆柱形瓷柱来推测，铺首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软细绳附着于两耳上。
云龙纹鼎式香炉由于器形比海水龙纹鼎式香炉略小，在三足的烧制上仍采用与器身相连、直接烧成的工艺，而两青白釉的曲形耳同样分别烧制元青花瓷三足炉世界最大的元青花出土于京口闸遗址，耳平面中间镂空，下端浮雕如意云纹，榫面设一孔，通过颈部对称的两扁长方形孔来固定两耳。
在器物的纹样方面，海水龙纹鼎式香炉采用元青花典型的多层装饰手法，内容都为中国传统的绘画题材，青花的画法与典型元青花器物相一致。口外沿为凤穿牡丹纹，颈部绘狮子戏球图，上腹部为一圈变体覆莲瓣内填杂宝纹世界最大的元青花出土于京口闸遗址，腹部主题纹饰为海水锥刻白釉龙纹，先在胎体上刻画出细颈三爪龙纹样式，青花绘弧形海水纹，用青花留白的表现手法，活灵活现地表现了白龙翻腾在蓝色大海中的壮阔场面。下腹为一圈变体莲瓣纹，近底部留白。
云龙纹鼎式香炉的装饰则显得疏朗。其外腹部饰抬头和回头三爪龙各一，兽足眼珠点青花；而胎体大部分留白，反而使主题纹饰更为突出。
两件元青花鼎式香炉在型制上与四川三台出土元青花香炉、景德镇电瓷厂出土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双耳香炉相类似，只是一般的元青花香炉尺寸较小，高度在十几厘米左右，用于个人祭祀和供奉为主。以往的考古资料表明，元代供器已较流行用青花瓷，而公共场所祭祀的大型香炉，大多采用石质或者其他金属材质制作。京口闸遗址元青花鼎式香炉的发现弥补了寺庙遗址考古中未发现过元青花瓷质大型香炉的空白。
京口闸遗址出土地的元青花鼎式香炉还在烧制技术上大胆创新、巧妙融合，采用分体式技术，解决了器形过大、一次烧制难以成型的问题，并可以肯定这一工艺为元代初创。但这一工艺上的创新注定不是完美无缺的，条形耳难以对称分布，拆分式的三足稳定性较差等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存在。随着景德镇陶瓷工匠烧制大型香炉技术的成熟，在之后明初大型青花瓷香炉上未发现采用分体式技术。两件元青花鼎式香炉的出现，说明明初烧制优质陶瓷大香炉的技术水平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烧制的传统和技术传承在里面，其烧制工艺基本达到了官窑水准。
同时，元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的一对铺首，让我们对这两件器物赋予了更多的期待。铺首以往常常出现在元青花罐或者瓶之类器型的肩部，作为器物重要的附件与器身相连一次烧成。而这对铺首采用了单独烧成，其背后设有中空的圆柱形瓷柱，与其器身条形耳上的4个小圆孔相固定。一件没有铺首的元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已很完美，为何要烧制如此复杂的铺首配件，且固定在条形耳的中部，这是否多余？我市考古人员在研究后认为，它所起的作用为装饰及显示礼制等级，由此可以说明，元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有一定的等级，绝非普通民众所有。
关于两件元青花鼎式香炉的青花用料，按照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应该属于进口的钴料。在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兽足的眼部及脸颊部分的青花料色发黑，起到了很好的画龙点睛的作用。考古人员认为这是当时的工匠有意为之——他们对青花料的筛选已经熟练掌握，选用了含铁量较高的青花料，在部分需要突出装饰的地方，采用发色不同的钴料。
从两件元青花鼎式香炉的装饰风格上看，海水龙纹鼎式香炉的主题纹饰在装饰手法上运用了刻画工艺，先刻画纹样轮廓细节，再用青花勾勒纹饰轮廓，形成蓝地白花的装饰效果。同样的装饰手法，包括龙眼的青花勾勒，龙鳞的刻画，与河北保定窖藏所出的两件元代海水龙纹八棱梅瓶相同。更为巧合的是，其颈部绘制的狮子纹、腹部的海水纹样及下腹部装饰辅助纹饰变形莲瓣纹，都可以在元代保定窖藏的青花狮子纹八棱玉壶春瓶和青花釉里红镂空花卉纹盖罐上找到相同纹饰，并且它们的绘画风格都基本一致。
云龙纹鼎式香炉则采用疏朗的装饰布局，通体只有一层主题纹饰，龙纹画法和装饰风格与高安窖藏的元青花云龙纹大罐和瓶类似。
青白釉瓷执壶
国家博物馆藏明洪武青花云龙纹三足炉
京口闸遗址的元代地层中夹杂着大量的砖瓦建筑构件和陶瓷香炉、花瓶、石制佛头、陶制佛手等宗教遗物残件，由此可以推断，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和青花云龙纹鼎式香炉应该是某寺庙的供奉用品。
《至顺镇江志》中记载: “天妃庙，在竖土山东，旧在潮闸之西……至顺三年，僧德焕募集重修，德焕号无文，金山僧。”“皮场庙，在江口坊京口闸左岸。”
中华路京口闸遗址所处的位置在竖土山（今称云台山）的东侧，北临长江。从以上史料记载的情况得知，位于竖土山东侧的庙宇只有天妃庙和皮场庙，关于皮场庙的记载，文献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从皮场庙乃“扒贪官皮的场所”这一性质来说，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可能性不大，而关于天妃庙（又称妈祖庙）的记载却十分详细，足见其在当时的地位更为重要。
元代镇江庙宇众多，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城区庙宇就多达几十座。寺庙的众多，与镇江在当时的地位不无关系。镇江地处长江运河之交，地理位置优越。西津渡至今仍保留着元代的昭关石塔，方便当时往来渡江的人们祈求平安，而天妃庙所在的位置离西津渡不过千米的距离。
由此可以推断，京口闸遗址出土的元青花香炉与其他供器可能为天妃庙所有。
元代修建的天妃庙宇分布甚广，遍及沿海各地。元代帝王为了漕运、海运的顺利，也多次诏封天妃，以祈求天妃的庇祐。《元史》中有记载：凡名山大川、忠诚义士在祀典者元青花瓷三足炉，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灵慧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斋香遍祭，金幡一合，银一铤，付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礼，便服行事。祝文云：“维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从文献来看，元皇庆以后，天妃庙得到了元代帝王的极大重视。天妃庙的建设已经从沿海城市发展到运河沿岸，镇江作为当时运河沿线重要的港口城市，便是其中之一。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祈祷风调雨顺，自然需要大量的庙宇供器。因此推断两件元青花鼎式香炉是天妃庙所有，就很显然了。
如果出土地点是元代天妃庙，那么又是谁供奉了元青花鼎式香炉等供器呢？供奉器物来源途径大致分几种，一种是寺庙自己定购，另一种是香客捐赠，还有一种就是所谓官方意义的采购。尽管元青花香炉没有铭文考证，但从出土元青花香炉的型质、绘画质量，以及其他出土器物来看，可以肯定为当时的定烧产品，而非作为普通的民窑青花商品销售。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定烧者的身份，但我市考古研究人员进行了大胆推测，认为可能与元代的督陶官段廷珪有关联。段廷珪，元皇庆二年至延祐三年（1313-1316）任镇江路总管。有关文献中提到他以官渡船六只令军民同驾，后又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在渡船上添设1名艄公、9名水手，要求各船竖立旗号，标明艄公姓名。“每名官支粮米，不许取要渡钱。”从中可以看出，他虽然任期不长，但颇有作为，是一位颇得民意的父母官。
元代漕运保泰，天妃庙香火旺盛，对于天妃的崇拜，元代臻于极盛。元至顺三年（1332），金山寺僧德焕募集重修天妃庙，而段廷珪任镇江路总管时，维护漕运和长江航运安全自然也成为他的工作重心，祭祀天妃，保船民出行平安，也就在情理之中。从时间上看，段廷珪曾担任镇江路总管，几年后又调任饶州路总管，负责监烧瓷器，其间不排除其个人捐赠或者天妃庙负责僧侣委托其代为定制青花香炉及其他供奉器物的可能。
从元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的装饰手法上来说，其龙纹的刻画工艺与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两件元青花海水白花龙纹八棱梅瓶相同，颈部的狮子舞绣球纹及下腹部的变形莲瓣纹的绘画风格，都与保定窖藏的元青花狮球纹八棱玉壶春瓶相似，腹部的青花海水纹与保定窖藏青花釉里红开光镂空花卉纹盖罐披肩内饰的海水纹绘画风格相同，而保定窖藏瓷器的年代，据学者推测应该属于元代中期。
此外，景德镇陶瓷学院藏的青白釉直口束颈双耳大香炉的颈部残片，用浓艳的进口青花料书写“丙戌元年”等文字，即元至正六年（1346），这表明在元至正年间，景德镇陶工已经能够烧造较大尺寸的青花香炉。
因此，可以推测，京口闸遗址出土的元青花鼎式香炉的生产年代可能是在元代中期。
京口闸遗址元代地层出土的陶瓷香炉种类很多，除两只青花鼎式香炉外，还有一只孔雀蓝釉瓷香炉，二只龙泉窑青釉八卦纹香炉。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对青白釉瓷的双耳扁瓶、一件青白釉瓷双耳瓶，以及龙泉窑青釉瓷瓶残片。元青花香炉供器中，有搭配青花供瓶使用，也有搭配青白釉瓷供瓶。据《元史》记载，“其牲齐器皿之数……陶器三，瓶二，香炉一”的礼制规定，香炉和供瓶应属搭配使用。在京口闸遗址发现的元青花香炉供器中，有搭配青花供品使用，也有搭配青白釉瓷供品。依据香炉与供瓶尺寸大小比例来看，元青花海水龙纹鼎式香炉应与青白釉瓷双耳缠枝纹瓶搭配元青花瓷三足炉，而另一件元青花云龙纹香炉，应与一对青白釉瓷双耳缠枝花纹、凤凰、麒麟纹扁瓶搭配组合使用。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铭元青花龙纹象耳瓶上的铭文提到，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据此推测必定有与之相配套的香炉存在， 且根据比例关系，香炉尺寸规格也可能比较大。由此可以说明，元代定制大型青花瓷器作为庙宇的供器，在当时江南庙宇中可能已较为普遍，只是现在的考古资料中发现较少。
关于元青花鼎式香炉的生产性质，我市考古人员认为这些器物是景德镇窑生产，且其是属于浮梁瓷局的产品，并非是普通的民窑烧造。首先从制作工艺上来说，其制作难度较大，并非普通的民窑所能承担，而明代早期官窑青花鼎式香炉不论是器型，纹饰，装饰手法都与这两件元代青花鼎式香炉的制作技艺一脉相承，反映出明初的御窑厂吸收了元代浮梁瓷局大量优秀的制瓷工匠，从侧面说明元青花鼎式香炉是浮梁瓷局所属的窑厂烧造。其次，从出土其他景德镇窑器物的规格来看，如青白釉双耳扁瓶等器物，器型工整、精美，相同型质的只有在北京元大都考古遗址中有出土。目前为止在景德镇元代窑址上鲜有发现，其应该也是浮梁瓷局所烧造的产品。
（蓝旻虹 霍强 沙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