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海洋强国战略三步走，中国是认真的！

专家：海洋强国战略三步走，中国是认真的！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具体要求及实施其的重点路径和方向，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有必要阐释其基本思想体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实施进程中的内外因素，包括我国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过程，自身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及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及影响等内容。现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法治专业委员会特邀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永明研究员和浙江大学海洋法律与治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邹克渊教授三位学者对其予以简要阐释，以飨读者。

朱锋：我国海洋强国战略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亚洲之行，相继访问日本、韩国、中国和越南，并在越南参加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峰会，并紧接着前往菲律宾参加东亚首脑峰会。此次特朗普的亚洲之行最大看点：美国新政府将推出什么样的亚太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究竟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有什么样的不同？特朗普版的亚太安全战略将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外交与战略新态势？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将是我们观察特朗普总统此次亚洲之行的关键。

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自1月20日上台之后，亚太政策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这些调整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朝核问题的解决列为美国亚太外交与安全努力的优先事项。从3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首度日本与韩国之行开始，特朗普政府就开始高调宣布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耐心”战略已经结束，美国将转向对朝“最大限度施压”、以及不排除“军事解决方案”在内的“战略不耐心”政策。由此，为确保施压朝鲜进程中的各方合作，包括争取来自中国方面的合作成为特朗普亚洲政策的基调；二是宣布退出TPP，将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这一多边“经济支柱”，转变为美国利用自己的市场、金融和规则优势从双边施压和对话入手调整以往政府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和经贸安排，实现特朗普在竞选时代就竭力提出的“美国第一”目标。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南海政策在政策宣示上和奥巴马时期相比较为低调。

即便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依然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蒂勒森和马蒂斯的讲话，依然强调美国标准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继续鼓噪非法的菲律宾南海仲裁裁决，继续强调美国所谓在南海问题上的责任与义务。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专家：海洋强国战略三步走，中国是认真的！，一是从6月下旬开始，美国的南海“航行自由”计划，由奥巴马时期需要白宫“一案一审”，降低为由五角大楼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执行年度计划，“航行自由”行动的决定权下放了。二是美国外交和军事部分就南海联合巡航与干预的美印日澳四国协调机制，开始进入较为实质性的启动阶段。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尽管在“说”的层面有所降温，但在南海保持实质性干预的“做”的层面，并没有任何弱化，反而出现了新的实质性推动的趋势。奥巴马执政8年，美国一共在南海执行了5次“航行自由”行动，从2017年5月25日到10月10日，特朗普政府就已经执行了4次挑战中国南海岛礁主权与安全的“航行自由”行动。

最近的一大动向，就是特朗普政府准备正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兜售“印-太”（Indo-）概念，准备在地缘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层面，都将印度拉入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战略框架，增强美日印澳战略团队的紧密联系，推进同盟关系升级，共同来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挑战。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近日就特朗普访华公开表态，特朗普总统在访华期间不仅要和中国领导人讨论朝鲜和经贸议题，还将正式向中方提出美国规划中的“印-太”构想。美国智库提出“印-太”构想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中国海洋权益与海洋战略，但这一概念一直没有进入美国词汇。

南海局势趋稳趋缓本质上是中国与东盟加强务实合作的结果

然而，美国必须意识到，南海局势今年以来的趋稳趋缓，本质上是中国与东盟加强务实合作的结果。中国和东盟在2017年8月正式批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积极准备在此基础上启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中国与菲律宾共同推进南海资源的共同开发，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2017年3月博鳌论坛上正式提出建立南海合作机制等一系列努力，是缓解南海紧张局势、推动各方务实面对领土争议、通过合作与对话来逐步解决纷争的必由之路。不管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什么样的战略关注，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应该有利于南海目前的和解进程，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的共同维稳努力，更应该有助于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磋商行为准则协议与建立基于规则的南海新秩序的建设性进程。美国不仅应该早日停止实质上威胁中国南海岛礁主权与安全的“航行自由”行动，更应该显示必要的战略克制。任何试图重组亚太地区战略组合、强化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行动，并不能真正推动南海局势的长治久安。

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合理关注，最有效的反应渠道，应该是与中国进行对话、磋商和沟通。例如，美国动不动就将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指责为“军事化”，却始终不愿意和中国就如何定义南海“军事化”进行直接对话，这并非是建设性地管控中美争议的积极态度。我们期待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会晤能够就南海问题磋商出积极行动。

金永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在于依法治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即其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并突出了推进其过程中应坚持的原则和重点以及方向。这不仅是我国适应新时代的任务，而且深化和提升了自党的十八大首次完整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具体要求和方向，完全符合海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工程中的意蕴，即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及发展过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些内容构成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体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8次集体学习时（2013年7月30日）强调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要求，即“四个转变”。具体为：要提高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权益向统筹兼顾型转变。这些要求合理反映了海洋的本质特性，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具有主导的地位和作用，意义重大。

同时，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目标是党和政府应对海洋问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对海洋政策特别是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的深化和提升，并在后续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及其文件中得到巩固，它们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的特点，并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共识及指导方针。

二、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指导方针及重点路径

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应确保海洋政治和安全环境，尤其应解决我国面临的重大海洋争议问题，例如，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思想新理念新倡议，是指导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解决海洋争议问题的方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例如，在外交政策理念上，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在政治上，要运用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持续发展国家间的伙伴关系；在安全上，要运用新安全观，建设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上，要运用新发展观中国海洋权益与海洋战略，坚持合作共赢并繁荣世界的原则；在文化上，应坚持包容和交流互鉴的做法；在生态上，应坚持绿色低炭的理念。同时，在处理各种国际问题时，应坚持正确的义理观和亲诚惠容的理念，以稳固和发展国家间关系并处理争议问题。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应以“一带一路”为重点，这是我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至2017年1月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我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深受国际社会的好评和期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其的价值和意义。“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如此好的效果，得益于我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内涵的不断深化和保障措施的完善。

三、中国完善海洋强国战略体制机制之要义

我国已经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并正在加快推进，为适应和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及目标，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进程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区域性海洋强国，世界性海洋大国和世界性海洋强国。而从国际实践看，国家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路线图是：制定海洋战略，确立海洋政策，制定保障战略和政策实施的法律，在法律中明确海洋机构的职权和具体领域的发展规划。

对于我国来说，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目标是不称霸及和平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我国的海洋政策是优先利用政治或外交的方法解决海洋重大争议，并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维护海洋安全；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和实施海洋基本法，以综合协调海洋事务，并明确各海洋管理机构的职权和任务，规定应不断完善的海洋部门法内容，以及确定重点发展的海洋领域，并制定海洋领域规划。

换言之，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需要海洋体制机制的有力保障，而这些制度的落实需要由海洋基本法和海洋领域规划予以完善，以实现依法治海目标专家：海洋强国战略三步走，中国是认真的！，提升国家在海洋上的治理和处置能力，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并振兴中华民族作出海洋的贡献。

邹克渊：将海洋事业发展全面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是我国在海洋上所追求的利益的最高选择。海洋国家利益的得失直接决定或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安全、文明进步的走向，决定或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海洋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海洋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切实围绕新时代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基本方略，科学制定海洋事业发展的路线图。要奋力开启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将海洋事业发展全面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基于海洋强国建设的目标，结合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海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备。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是指涉及海洋经济、物流、工程、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内容的交通、水利、能源、环保等基础建设项目。海洋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包括港口物流、石化、船舶、能源、重型装备等港口重工业及远洋捕捞、深海勘探、生物资源养护、养殖等。我国作为航运大国，在港口、物流建设上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远洋捕捞、生物资源养护、公海养殖等方面还是未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在国际海洋新疆域方面，包括深海、极地区域的海洋设施建设是存在不足的，与世界上领先海洋强国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为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我国必须重视国际海洋新疆域下深海、极地等特殊领域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在积累了多年临港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国际海洋区域新科技，建立健全特殊海洋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并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效实施和运作。

第二，海洋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海洋战略作为统领海洋事务的纲领和指导海洋事务的总方针，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了在处理海洋领域的新问题和进一步确立国际海洋秩序的过程中争取本国应有的海洋权益。世界上不少海洋强国都已制定本国的海洋发展战略。中国目前涉及海洋法的法律包括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016年《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并没有统领全局的“海洋基本法”。我国应当认真研究各国的“海洋基本法”，取其精华、并结合我国海洋发展及利益的具体国情，加快“海洋基本法”的制定和颁布，并在今后若干年内颁布一系列与上述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及措施。

第三，全民的海洋意识进一步加强。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国家与民众的海洋意识相对薄弱。国民仅仅从“兴渔盐之利、仗舟楫之便”的视角来看待海洋，重陆轻海，缺乏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致使中华民族错失了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与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两次海洋意识觉醒、海洋大发展的机遇，最终导致了国家在近百年内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和蹂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积极主动迎接海洋新思潮，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补齐了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两个发展短板。目前我国经济形态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依靠海洋的趋势，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与利用海洋的进出口贸易形态并存，急需改变传统的陆地意识，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大力增强全民的海洋意识。

第四，海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充分的人才储备及使用。我国在海洋科技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如“蛟龙号”、极地科考站等中国海洋权益与海洋战略，但与既有海洋强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在涉海各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综合海洋科研实力不足。在软科学方面，特别是海洋法律方面，合格人才短缺。而另一方面，由于海洋法一时成为显学，造成跟风炒冷饭的风气，却无法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实在的贡献。目前，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海洋科研人才培养的力度和广度。在这同时，吸引海外人才参与海洋强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