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年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六、30年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中国新闻改革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后，其前17年（1978年至1995年）与后13年（1996年至2008年）展现出了显著的不同特征。
在前17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新闻领域经历了以观念革新为动力的改革进程，这种改革自下而上逐步展开，其外在表现是呈现出碎片化和边缘化的突破态势。在1995年，我撰写了《15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其中对这15年间新闻改革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总结。
自十五年前起，我国新闻领域改革的基本态势表现为：在保持新闻制度框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观念上的革新来推动新闻媒体的变革。这与经济改革存在差异，经济改革自始至终致力于对较为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当然，新闻领域的观念革新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十年“文革”的严重破坏之后，新闻改革才得以启动。因此，这一阶段的改革具有修复性质，旨在恢复新闻媒体原有的面貌——如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以及恢复我党报业的传统。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迅猛，每年都有显著进展，几年便跃上新的台阶。这种客观需求促使新闻媒体在记录改革开放进程的同时，也必须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因此，某些古老的文化尚未得以复兴，便因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而被舍弃，进而形成了新的模式。在批判与复兴、复兴与创新的进程中，这三者几乎同步展开。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新闻改革的复杂性。在过去十几年里，新闻改革经历了起伏不定，时而倡导创新，时而倡导回归传统，其背后的历史原因正是如此。
此次新闻变革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秉持着勇于实践、勇于探索、持续总结、发现问题及时改正的原则，各地新闻媒体依据自身具体情况，确立了改革目标及具体方案，敢于开拓创新，敢于成为先锋，展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如此一来，新闻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前进的道路上，难免会遭遇曲折，甚至出现一些失误。
各地新闻改革缺乏统一的路径，因此改革目标各异，主要着力点不同，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行动方式，导致发展态势极不均衡。在全国范围内，对于新闻改革目标的设想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首先是呼吁对我国的新闻制度进行改革；其次是强调对新闻理念的革新；最后是将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实务领域。对新闻改革的期望因改革目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也就导致了对于过去十几年新闻改革成果的评价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我国新闻改革至今仅能称作“改进”，而真正的改革尚未来临。另一些人则认为，尽管新闻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起点较低，评价不宜过高。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新闻改革取得的成就十分显著，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外来文化对我国的新闻改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与4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新闻改革相比，此次改革是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进行的。随着国门的敞开，外来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其中难免泥沙俱下。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种变革有助于更新我们的思想观念，优化我们的新闻工作；另一方面，若盲目全盘采纳，也可能导致新闻改革出现一定的混乱。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汲取有益成分，摒弃不良因素，实施合理的“拿来主义”，这始终是我国新闻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历经十五载岁月流转，我深信那时所提出的总结，尽管不够精炼，却大体上描绘出了我国新闻改革初期的主要特征，并且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引用。
1996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并就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议题作出了相关决议，对传媒行业提出了具体要求。紧接着，同年12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编号厅字［1996］37号），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传媒业应“控制规模、优化布局、提升品质、增强效益”。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新闻事业改革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意味着新闻业从过去的粗放型数量增长模式，转向了注重内涵的集约型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中央政府开始全面主导新闻改革，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进程，以制度创新为推动力，使得新闻改革呈现出一种全面、整体化的态势。在2004年的年末，我撰写了一篇论文，名为《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纪念新闻改革25周年》（编号90），并在其中总结了新闻改革自开展以来13年间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一、从自发走向自觉——中央掌握改革主导权
自1978年年底起，直至1999年，中国新闻领域的改革主要呈现自下而上的发展态势，历时二十余年。
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跨度里，邓小平及历任中央领导均对传媒业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发表了众多关键性指示与演讲，为新时代的新闻事业确立了明确的发展道路，并对该时期的新闻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尽管如此，在新闻改革方面，中央及其相关部门并未出台具体的规划，也未提出特定的行动计划。
在这超过二十年的岁月里，遵循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众多媒体秉持着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纷纷确立了各自的改革目标与措施。同时，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改革目标，每年都会有新的改革措施出台。这些措施都经过实践的检验，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诸如《洛阳日报》于1985年打破邮发合一、自办发行，《广州日报》在1988年首开先河扩版等一批成效显著的改革措施，已获得中央相关部门的认可或默认，并在不同程度上向全国媒体进行了推广。这便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
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展现了众多媒体对于改革的强烈热情和灵活的探索精神，使得新闻改革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景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立足于各媒体的实际情况，采取的措施既切实可行又投入较小，且见效迅速，通过积少成多，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正是这种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成为了20多年来中国新闻改革高潮迭起、持续深入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一种主动的行动，但从全局视角来看，却呈现出一种自然发生的态势。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固有的缺陷逐渐显现。首先，此类改革主要针对微观层面的问题，改革措施往往零散且缺乏系统性；常常是只解决眼前问题，忽视整体关联，缺乏全面性；往往是各自为战，缺乏全局观念。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改革步入了关键时期，必须着重于制度层面的创新，这需要改革具备系统性和全面性。此类改革并非单凭自发行动就能完成。再者，各媒体进行的改革均是基于深思熟虑的，体现了理性思考。但即便单个主体的行为合理，整体上却可能引发混乱。这一现象在中国新闻业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再次验证，充分证明了这一哲学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众多媒体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迅速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个别媒体而言或许情有可原，然而，这一现象却导致了新闻行业内部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形成了“小、乱、散”的混乱局面。为此，1996年，中央“两办”发布了《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旨在限制传媒的数量，提升其质量，并下定决心关闭、合并或转型一批媒体。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新世纪的开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关主管部门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领域的深化改革进行了周密而详尽的安排，该部署随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党全国广泛传达，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新闻改革的高度重视。
这一系列文件对于中国新闻改革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政策阐释，内容涵盖了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运营模式的变革以及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且在全国范围内对传媒业的转型与改革进行了试点探索。
文件发布的密集程度极高，所涵盖的内容范畴极为广泛，采取的具体措施细致入微，执行力度亦十分强劲，这些特点均属史无前例。《关于进一步整治党政部门报刊散滥现象及滥用职权发行，以减轻基层及农民负担的通知》一经中办、国办发布，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便迅速发布了《实施细则》（92号文件）。在此之后，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自担任组长，组建了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该小组由相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并多次派出巡视组赴各地，以确保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对于决定停办的报刊，需在中央级报纸上予以公告，以彻底杜绝任何表面遵从实则违背规定的行为。
中央及其相关部门已站在新闻改革的舞台中央，牢牢把握着改革的领导权。自此，新闻改革从原本的自发状态转变为自觉行动，改革方向也由过去的自下而上主导，转变为现在的自上而下主导。
中央对新闻改革主导权的把握，将对未来新闻改革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的新闻改革已不再是零散的、孤立的、局部的改革，而是向着全面、宏观、全方位的方向发展。在中央的引领下，我国传媒业的体制、宏观架构、运营模式等方面正经历，并将持续经历深刻的变革。
二、从观念更新走向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成为新闻改革的主动力
十年前，我在讨论新闻改革的基本特征时提到：在过去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新闻改革的总体态势是：在保持新闻体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观念上的革新来推动新闻媒体的变革。
若依照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将改革视为一场变革，那么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传媒领域仅实现了新闻业务的优化、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体制上的优化调整。与经济领域不同，新闻业并未在改革初期就将改革目标明确指向经济体制。至于新闻体制的改革，至今尚未触及核心。然而，时至今日，观念更新的动力已经大致耗尽，这意味着仅凭观念的更新已不足以应对新闻业所遭遇的深层困境，我们必须借助制度创新来推动变革。历史业已证明：所有改革均始于观念的革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特点，但最终都会遭遇制度的障碍。若制度能顺应潮流进行创新，改革便能持续发展；反之，改革将可能瞬间瓦解。制度的设计，才是改革得以扎根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新闻改革面临制度障碍。我国传媒业所显现的“结构不均衡、竞争无序、运营不规范、管理无章法”等问题，均与现行新闻体制紧密相连。若不进行制度创新，上述问题将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例如，新闻报道中“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贯彻，对时政报道的改进，对党委机关报的改造，资本运作的规范，以及“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战略目标的推进等。概括来说，中国传媒业在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挑战，无不与新闻体制息息相关，唯有通过制度上的革新，方能为我国传媒业的持续进步搭建起一个更为宽广的舞台。
我国新闻改革迈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里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央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目前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
首先，我们见证了运行模式的转变。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40年里，我们普遍将各类传媒视为党和政府的发言器官，它们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宣传任务。进入90年代，我们对媒体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认为它们具有双重特性。目前，我国将传媒领域划分为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单位与经营性质的文化企业单位两大类别，同时要求经营性质的媒体单位进行公司化改革，推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我成长、自我规范的管理模式。概括而言，这些媒体单位将全面融入市场机制，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此举标志着我国新闻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对传媒业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在确保公民知情权得到尊重的基础上，着手构建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知情权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权益，涵盖了公民有权获取国家关键事务及社会公共领域信息的权利。然而，在我国，政府掌握着超过80%的关键信息，若政府信息不对外公开，新闻媒体便无法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报道，从而使得公民的知情权沦为空谈。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已被提上日程。自2003年元旦，《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开始执行。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则从2004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此外，中央及地方政府已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亦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2003年6月25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面前披露了一系列违规重大案件，这些信息随后通过媒体广泛传播。紧接着，一场针对管理混乱、投资无序、资金违规挪用的“审计风暴”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4年6月23日，李金华在十届人大常委会议上再度提交了审计报告，揭露了众多政府部门存在的违法行为和纪律问题。这些部门中包括原国家计委、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以及国家电力公司等，对它们违反纪律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披露。这一举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引发了比2003年更为强烈的“审计风暴”。李金华的审计报告得以全面公开，毫无保留地披露了内容，这并非是有所保留地遮遮掩掩，而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鲜明例证，同时也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对民众知情权的充分尊重。
三、新闻报道应从边缘向核心领域拓展，成为推动新闻改革的关键着力点。
中国的新闻改革起初是从边缘领域发起的，这个边缘领域主要涉及传媒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层面。自1979年起，广告经营得以恢复；1985年，自办发行开始实施；1988年，扩版扩台工作启动；此外，还开展了多元化的经营活动、实施了制播分离、改革了人事用工制度以及工资奖金制度等。相较于那热闹非凡、迅猛发展的媒体产业化潮流，传媒业的核心领域——新闻报道的改革却显得犹豫不决、寂寥无声。这导致不少学者和受众纷纷对媒体发出批评，指责其“千篇一律”、“声调雷同”年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此类声音不绝于耳。
新闻报道构成了传媒业的基石与灵魂，这一特点不仅在中国，同样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体现。无论是美国的CNN、《纽约时报》，抑或是英国的BBC、《泰晤士报》，它们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关键在于它们拥有卓越的新闻报道能力。目前，我国的新闻改革正逐步从边缘领域向核心地位过渡，其重点正是致力于新闻报道的革新与提升。
尽管新闻报道存在不足，但总体上仍有提升，就新闻报道本身而言，它正从边缘逐渐向中心发展。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我国传媒新闻报道改革的历程可以这样描述：在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新闻报道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商品产供销信息在各大媒体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会议报道也进行了创新，实现了从会议本身到新闻内容的拓展；进入90年代初，娱乐新闻成为了众多媒体进军市场的首选内容；到了90年代中期，国际新闻报道异军突起，尤其是《环球时报》等一批周报对国际新闻的深入报道受到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随着众多公司上市，证券交易变得活跃，财政金融新闻报道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以《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为代表的财政金融类媒体在推动报道改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90年代后期，都市报迅速崛起，民生新闻成为了都市报和众多地方电视台的主打新闻。步入新千年，媒体因危机报道与公共政策报道的突破而焕发新生，非典事件与孙志刚之死的相关报道成为了这两类报道的典范。尽管危机报道面临诸多困难，但它们已然转变为常态化的新闻报道，这不仅标志着新闻业的进步，也体现了新一届政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时政报道的突破将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四、从增量改革走向盘活存量——中国党报打造主流媒体
中国新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增量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我国传媒领域的总体框架为一家报纸与一家电视台垄断局面，直至70年代末，电视台数量增至两家，形成了一报两台的格局。其中，“一报”指的是党委机关报，“两台”则涵盖了广播电视的各类综合频率与频道。这些媒体均作为党和政府的发声工具，主要负责宣传任务。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对信息的迫切需求急剧上升。一报两台的运营理念和模式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而对其进行改革的过程也显得异常艰难。因此，一报两台开始出现分化——通过创办子报和子台来应对新的形势需求。新创办的报纸和电视台采用新的策略，而原有的报纸和电视台则依旧沿用旧的思路，这便是所谓的增量改革。在80年代，众多经济类报纸与经济频道均源自一报两台的分裂。进入90年代，中国传媒行业在明确自身双重属性后，迅速迈向市场，一报两台的裂变速度加快，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更加强劲的大众化潮流。90年代初，周末报纸备受追捧；90年代中期，晚报成为热门；90年代末期，都市报风头正劲。与此同时，广播电视领域也持续发展，不断推出影视、时尚、体育、财经等众多新频率、新频道，这一切都源于一报两台的持续裂变。
一报两台持续发展，传媒业的实力与影响力持续增强，然而，一报两台，尤其是党报，却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自1984年至2000年底，党报的发行量逐年减少，降幅在1%至3%之间，盈利能力逐年减弱，社会影响力亦逐年降低。党报，一直占据着中国传媒业的核心位置，如今其核心地位正逐渐向边缘转移。
可是，党报必须重回其核心地位，打造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
在全球范围内，主流媒体被视为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基石，承担着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支撑作用，同时也是主旋律文化的积极传播者。这类媒体通常以报道硬新闻为主，凭借时政新闻和评论的深度和广度取胜，其受众群体主要集中在社会精英阶层。美国的传媒行业规模庞大，包括1600家报纸和1200家电视台，然而，其中仅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媒体被视为行业翘楚，它们在舆论界享有“舆论领袖”的美誉。在关键时刻，其他媒体往往会与这两家报纸保持一致中国新闻事业的特点，统一发布信息。我国“一报两台”持续发展，媒体规模日益庞大，仅电视频道就已多达2300个，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电视频道总和。然而，伴随而来的噪声不断，主旋律模糊不清，其中主流媒体不足是关键因素。观察当前形势，唯有中央及省（市）级党委机关报具备成为真正主流媒体的充分条件。我们必须激活现有资源，致力于对党报进行深化改革，使其恢复至其应有的核心位置，并努力将其塑造成我国的主流传播平台。
30年新闻改革前后的不同特点，可以列表如下:
续表
除了上述种种差异，在30年的新闻改革历程中，前期与后期之间还存在一个尤为突出的区别：
在过去的13年间，新闻改革的挑战显著高于前17年。这一阶段的新闻改革主要聚焦于体制机制的革新，这包括宏观层面的管理制度，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来促进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这表明新闻改革已经触及到中国传媒业的根本问题，成为一场真正的攻坚之战。这场改革的难度主要体现在：
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总体目标。尽管新闻媒体具有信息产业的特性，然而它实际上也置身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之中中国新闻事业的特点，因此，新闻媒体构成了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关键部分。在缺乏全面、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制度创新的路径和目标难以界定。没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这样的制度创新岂不是变得毫无目的？近年来，自上而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产业界，普遍意识到现行的新闻管理与运作机制正对传媒业的发展产生制约，普遍要求进行制度上的革新。然而，对于宏观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进行的改革措施，大家说法不一，缺乏明确的阐述。因此，我们目前只能停留在口头呼吁的阶段。
我们迫切需要主干理论。在过去的17年间，新闻领域的改革如同探险般摸索前行，各地各家的媒体纷纷制定各自的改革策略，改革呈现出零散化的特征。因此，这些改革措施大多局限于局部，即便改革未能成功，其影响也相对有限。然而，当前的改革已经转变为全面性的，一项方案迅速推广至全国范围，即便需要先行试点，其影响范围也将非常广泛。当前阶段，我们不能再采取边走边摸索的方式推进改革，而是必须依靠理论来引领。当然，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思想体系。在传媒领域，我们积累了一些理论见解，然而，我们仍然缺少一个支撑整个专业领域，能够指导制度设计和创新的核心理论。在这方面年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传媒领域已经形成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社会责任论等主干理论。自16世纪起，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开始显现，经历17世纪的成长，至18世纪达到成熟，成为西方国家宪法条款及相关法制、规则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进入20世纪50年代，社会责任论在西欧、日本等国家逐渐得到认同，逐步取代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成为主导性理论，并指导着信息传媒业相关法规的修订。我国同样设有党性原则作为指导思想与制度体系，然而，党性原则实质上更倾向于政治性原则，而非构成专业核心的理论。正因缺少这样的专业核心理论，我们制定的大量政策、法规和规章常常缺乏连贯一致的指导思想，导致目标设定频繁变动，甚至同一文件内部也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我们必须对利益分配进行新的调整。无论是管理制度的革新，还是媒体结构的优化以及媒体转型，这些变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尽管业界普遍认同，这场旨在解决深层矛盾的改革将极大地释放传媒业的生产力，然而，大家也都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局部利益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中央文件明确指出要“实现政府与企业、政府与资本、政府与事务、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分离”，如此一来，传媒领域的政府部门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对传媒资源进行直接指导和分配的权限。对于这些既负责政策制定又负责执行的部门而言，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改革？在实施新的制播机制的过程中，众多电台和电视台的从业人员将不得不从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推行事业单位与商业企业的分界，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原本属于事业单位的单位和个人将被分离开。这些单位和个人过去长期依赖国家财政，如今却需步入市场自谋生计，成功者固然有，但失败者亦不可避免，他们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
鉴于上述因素，接下来的13年里，新闻改革进展缓慢，且面临重重挑战，未来也将持续在困境中摸索前行。
